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着实事求是同教条主义的对立，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典范。毛泽东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推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王明“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形成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严重破坏了党的作风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和抵制，并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肃清唯心观念，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领导。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著作，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这篇文章针对教条主义者“唯书”、“唯上”、不唯实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文章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同时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执行上级指示。文章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行为大声疾呼：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这篇文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明了方向。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使之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觉实践。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深入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成功地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渴望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而也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沿着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道路走下去，还是既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就要亡党亡国。并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我们党解决了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新境界。从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了困境，展示出新的美好前景。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含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思想资源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不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进程。这种结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显示出掌握群众、指导实践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由被动转入主动，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由此获得新生而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不仅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而且善于学习和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初期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带着传统文化的精华，研究、接受、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和基本精神。而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中国特色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这些体现活的灵魂的内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且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水乳交融，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连语言风格都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中国历史上的知行相结合的认识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同中国古代“反己”、“责善”的主张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形式，而且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材料。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世界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丢“老祖宗”，又要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结合具体实际创新和发展，而不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但是光靠现成的东西很不够，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在结合新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把这一条作为新时期必须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江泽民同志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解放思想，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突破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的生动表现。在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既要科学地对待国外经验和发展模式，站在世界的高度，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又要从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出发，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在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样，我们才能紧密结合新的实际，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篇大文章。